过去两年，多家外资巨头获得在华独资公募基金牌照，包括贝莱德、富达、施罗德、路博迈、联博、安联。但初来乍到，外资对本地渠道的布局不足，加之资本市场持续震荡，QD额度不足导致外资优势难以发挥，使外资公募基金的规模难以增长，目前规模最高的仅接近100亿元。

　　不过，近期外资公募基金迎来了重大利好。第一财经记者从外资公募基金、接近监管的人士处获悉，最新一期《机构监管情况通报》（下称《通报》）显示，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新“国九条”关于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决策部署，近期监管层就促进外资新设独资基金公司（下称“新设外资公募”）功能发挥、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开展了专项调研，提出了相关支持举措。

　　《通报》中最关键的三方面措施引发行业关注，包括：优化养老目标基金产品审核，总结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经验并适时推广，以及尽快发布证券基金投资咨询立法。第一项作用尤为关键。众多外资巨头在海外是主要的养老金管理人，这也是外资扩规模的利器，但中国监管要求最近3年平均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不含货币市场基金）在200亿元以上的外资公募才能管理养老金，将所有外资公募挡在门外。此次《通报》显示，未来可以将实控人（即海外母公司）的相关产品合并统计，这意味着境内的外资公募都可以入局中国养老金投资市场。

　　“优化养老目标基金产品审核”最受关注

　　据记者了解，《通报》由证券基金机构监管司主办，主题是“持续优化监管制度机制稳步推进公募行业对外开放”，而且于2025年1月16日就已经发布。

　　《通报》提及，截至2024年底，行业共有外资新设基金公司6家，整体展业特点在于，纯外资身份成立时间不长，整体尚处于初创探索期。外资基金公司平均成立时间较短，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行业占比不高。同时，它们的差异化发展初步显现，合规风控记录良好，外资基金公司普遍重视养老和跨境业务，风险管理体系较为健全，均纳入股东方的全球合规管理，合规风控标准更加严格，投资运作更为审慎稳健。

　　外资新设基金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完善行业生态建设、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的有益补充。《通报》提及，下一步，将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机制，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在华展业环境。

　　某外资公募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也参与了相关内部会议，在规模要求放宽之后，我们也正着手设计产品，希望布局中国养老‘第三支柱’的投资业务。”

　　事实上，《通报》侧重了三方面，首先是优化养老目标基金产品审核，在评估管理人相关专业能力时，对实际控制人旗下养老目标基金等养老资管业务规模超200亿元的各类内外资公募基金管理人，设立满两年后，将其公募产品管理规模（不含货币市场基金）与其实际控制人合并计算。

　　海外的养老投资市场由公募基金占据主导，主要的产品形态就是目标日期基金（TDF），而且采取强制默认的投资方式。海外的养老基金产品的风控体系非常严格，且全球多资产策略和资产配置能力也是核心。也正因为养老产品的门槛颇高，导致美国的养老市场其实几乎被四大机构寡头垄断，包括富达、T.RowePrice、Vanguard、贝莱德。其中两家就已经在中国境内开展公募基金业务，但按照过去的标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规模都无法满足在中国境内参与养老金投资的标准。当前入局的外资主要仅有摩根资管。

　　“当前由于权益市场募资情况不佳，在境内展业的外资公募都很难达到200亿元的规模要求，而且这一规模还要持续三年，但如果可以将实际控制人旗下养老目标基金等养老资管业务规模合并计算，即将海外的相关产品规模一起计算，那么几乎所有外资公募都能满足要求，这会大大帮助外资在中国的规模增长，也有助于中国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另一外资公募基金机构业务负责人对记者称，否则外资公募在中国展业可能难以为继。

　　例如，富达基金在成立之初就表明了希望服务中国养老市场的战略，富达国际在香港也是强积金管理人。今年年初，富达基金就推出任远稳健三个月持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其中债券仍占主力，中国股票的配置比例低于同类FOF（约8%），其他多元资产则包括了海外市场股票、海外市场债券、大宗商品等。TDF的发明者富达投资大中华区投资策略及业务资深顾问郑任远则为产品顾问。据记者了解，此举旨在为布局中国的养老第三支柱市场进行铺垫。

　　富达基金养老负责人、拟任基金经理赵强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此次的FOF产品风险级别接近TDF产品40~60岁部分的风险级别，更偏稳健，且控制核心风险资产的配比，中国股票、美股等配比不超过20%，旨在先打造更好的投资者体验。就中长期来看，对中国的养老产品而言，配置工具仍有待完善。

　　在他看来，目前若通过QDII、互认基金来配置海外资产，费用相对于养老产品而言过高。场内挂钩海外股市的ETF容量不足，例如美股、日经ETF一度出现20%的溢价。此外，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目前国内也有QDII投资人才，基金公司应该给予更多的空间、时间和资源来培养人才，而非用短期的业绩考核方式。

　　更多措施细节仍待明确

　　除了养老相关的措施，《通报》中提及的数据跨境流动、投顾相关措施也引发较高关注。但相比养老相关措施，上述两方面的细节仍待厘清。

　　《通报》提及，要总结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经验并适时推广，继续做好上海临港新片区公募基金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经验总结，结合试点实践进一步优化完善数据清单，适时将实际控制人合并计算。

　　对此，聚焦跨境资管的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对第一财经表示，就跨境数据流动来看，“实践中的指引还不是很明确。例如，对于境内的外资基金管理人而言，他们需要将中国境内的数据提供给海外，以满足合规要求，并进行合并头寸计算（外资的全球投资组合持有某只热门中国股票的比例存在限制），但是中国证监会要求境内基金公司和自己的股东独立运营，若按照这一标准，很多信息又无法合规出境”。

　　“因此仍需要有一些自上而下的指导原则，明确是否为了满足境外合规的信息都可以出境，这将大大便利化外资的日常工作。”她称。

　　就投顾方面的内容而言，此次《通报》提及优化证券基金投资咨询相关法规安排。推动解决外资新设基金公司为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等境外机构及其他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和公募基金投顾的牌照及法规依据问题，允许外资新设基金公司为集团内QFII提供证券投资建议。各界认为，这实则是扩大了外资的业务范围，提供更多盈利来源。

　　葛音表示，此前境内的外资私募基金就可以作为投顾，但外资公募基金的相关资质并不明确，此次《通报》无疑是积极的。“但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是否可以不仅限于QFII，而是让境内外资公募为互联互通机制（沪深港通）下的投资人等做投顾，这不仅有利于外资公募基金扩大业务范围，可能也会吸引更多外资派遣国际人才常驻内地。”

　　此前，某外资公募亚太区负责人对记者称，在海外，公募基金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一大重要业务构成，就是机构投顾业务。“培养一个有经验的基金经理并非易事，在海外基金公司的实践中，允许基金公司在严格把控自身防火墙、内控体系的基础上，令基金经理在管理公募投资组合的同时，也担任其他机构客户产品的投顾（例如保险资管等），指导专户产品。”

　　“当前在中国仅有个人投顾，而机构投顾业务方面的监管框架始终没有明确，成为一个空白地带。主要的担忧可能在于担心机构内部存在利益输送，但这应该是在监管给出明确框架后，公募基金自行负责对内控进行完善。”